湖北省普法工作辦公室主辦
帳號: 密碼:
誰執法誰普法理論研討視頻展播專題專欄法治文化普法微信
湖北法治網 >  理論研討 >  內容頁 

法官助理培養雙軌模式的思考與完善

發布時間:2020年01月24日  來源:  編輯:袁君子

康敏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各方利益訴求引發的矛盾糾紛持續增加,并以訴訟的方式大量進入司法程序。訴訟案件越來越多,審理難度越來越大,涉訴信訪案件不斷增加,“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法院承受的壓力日益加重,這就使得在職法官因工作繁忙而疏于對理論的繼續學習。

如何在有限的司法資源下,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是當前各級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亟待面對和解決的課題。作為現代國家司法制度體系的組成部分,法官無疑是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無論采用對抗制審判的英美法系,還是以法官為主導,以糾問式審判的歐陸法系,都離不開法官的參與。特別是作為一種相對較為優越的社會治理模式—法治在全世界范圍得到認可并推行以來,法官更被推到了前沿鋒線的位置。

法官作為完成“定紛止爭”任務的主體,其隊伍建設更是重中之重。法院員額制和人事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之后,將會實現法官、司法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的分類管理,其中,法官助理被劃入了司法輔助人員的序列。法官助理制度的有效運行,對保障司法公正、實現法官梯隊建設具有重要價值,而如何改革我國基層法院法官助理制度成為我們亟待研究的課題之一。

一、前身:助審模式下的法官后備培養

在司法改革全面完成之前,不斷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全國各級法院的主要任務。而法官作為完成此項任務的主體,其隊伍建設更是重中之重。

在為培養青年法官(包括尚未正式成為法官的助理審判員和經驗尚淺的青年法官)的實踐理性,彌補老法官易犯教條主義的缺點,不少地區法院對法官隊伍建設引入"法官導師制"的培養模式。  

“法官導師制度”是指將在某一審判領域或者對某一類型案件有獨到的見解和專門研究的資深法官選聘為各年齡階段法官的導師,讓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帶領青年法官,一對一,因材施教,使青年法官能夠獨當一面,盡快成長。[1]“法官導師制度”主要以“資深法官帶青年法官”和“青年法官反饋資深法官”為指導形式。

首先,新進的青年干警雖具有較豐富的理論知識,但司法實務能力普遍不足,尤其是做群眾工作的能力不夠強,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審判工作的健康發展。讓資深法官當青年法官的導師,一對一教授指導,傳授資深法官多年來總結的審判經驗,幫助青年法官解決困難,解答青年法官的疑問,帶領青年法官朝著正確的方向不斷進步。同時,在教授和學習過程中,導師也通過教學實踐和反饋,從中感受到知識等方面的困惑,不斷發現自身問題、完善自己。

司法改革之后實行法官員額制,各級人民法院不再任命助理審判員。在實踐中,改革之前任命的青年助理審判員,只有極少部分入額成為法官,大部分“原法官”與新進人員一起將轉化為法官助理,這一部分人員將會面臨長期擔任法官助理而無法主辦案件的困境。但其仍然在員額法官辦案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根據現有規定,法官助理的主要職責是完成庭前的準備工作,包括向當事人雙方交待訴訟權利與義務,召開庭前會議組織調解,聽取雙方意見,鎖定證據,提煉爭論焦點等。需要開庭審理的案件,法官助理必須在開庭前將資料交給法官。法官助理還承擔協助法官宣判的職責,并負責制作法律文書。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員額制改革之后的法官助理有了鍛煉實踐的機會,讓其在以后可以通過參加統一的考核和考試,成為員額法官,并依照法定程序任命為審判員。

二、困境:司改背景下的法官助理現狀

(一)法官助理素質良莠不齊

從法官助理的來源來看,實踐中,法官助理的來源主要為: 由具有公務員身份的書記員轉任而來; 由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法院,具有法律專業本(專) 科學歷,尚未通過司法考試或已通過考試但不滿助理審判員任命期限的;部分無法適應法官崗位需要的法官擔任。

通過對法官助理來源的分析,可知很多法官助理并沒有審判經驗,雖然法官助理制度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但是法官助理能否勝任工作很多時候被忽略。比如一些剛錄用進入法院系統的公務員,一入職就開始借用法官名義直接辦案,這是大家都已經熟知的做法。而通過法官轉任而來的法官助理,這部分多是老法官,辦案僅憑老經驗,而缺乏專業法律知識教育。[2]

在編的書記員轉化為法官助理的這部分,其中素質也參差不齊。還有一部分則是從軍人、教師職業等轉業成為法官助理的人員,往往缺乏法律素養,對法律知識缺乏系統性地學習。各地法官助理來源不一、選任方式各有不同,導致法官助理的素質存在很大差異。部分法官助理不能勝任相關工作,無法完成法官助理的崗位職責,難以對審判起到輔助作用,這對基層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二)法官助理職責不明

《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中將法官助理明確為司法輔助人員,這實際上是明確了法官助理的法律定位。雖然法官助理制度在一些法院試行了很多年,但是現行的包括《法官法》、《法院組織法》以及《公務員法》等法律對法官助理職責及職權沒有任何規定,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實際上主要是通過建立在政策的基礎上。

實踐中,法官助理與書記員、助理審判員之間職責存在很多重疊的地方,法官助理的獨立性得不到明確體現。首先,在法官助理制度尚未全面展開時,書記員實際上承擔了部分法官助理的職責。在實行法官助理制度之后,法官助理與書記員存在的職責交叉情況。書記員除了庭審記錄與卷宗整理、裝訂歸檔外,事實上承擔著與法官助理相同的職責。

實踐中,法官助理與書記員的職責無法分清。[3]在法官授權下,書記員可以承擔法官助理絕大部分工作,在部分司法改革試點地區法官助理甚至代行書記員職責,因此,二者職責難以區分。部分法院同崗不同責,也制約著法官助理制度的協調推進。

(三)對法官助理制度缺乏統一認識

自1999年之后,雖然各地法院都開展了法官助理制度的試點推行工作,但是各地試點法院對法官助理制度的認識并不統一。部分法院對法官助理的認識片面,認為法官助理僅僅是為了減少法官數量。另外,在法官助理是否具有裁判權這一問題上,法院之間的認識也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法院認為法官助理的職責僅僅是協助法官,不應享有法官所具有的裁判權。而一些法院因為法官助理是由老法官轉化而來,故也賦予了法官助理一定的裁判權,這些法院也樂意法官助理承擔裁判職責,以緩解辦案壓力。

由于對法官助理制度的認識不同,導致實踐中,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異化。另外一方面,法官助理作為一種新的職業形態存在于我國法律職業共同體中。法官助理名稱帶有“助理”二字,這也似乎“注定”了該職業本身的依附性。法官助理作為職業應當明確其職業特性。

從現有規定上看,并沒有直接給予其作為一種固定職業所應當具有的相應職業保障及尊榮感。由于法官員額制的限制,必然有著一部分法官助理在較長時間內難以入額或者無法入額,法官離職現象已經引起高層重視,如果不能夠良好解決法官助理制度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法官助理制度的憂患必然轉換為現實。[4]

三、借鑒:域外視野下的法官助理考察

比較世界法制發達國家,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都普遍實行法官助理制度。本文通過考察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實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情況,以期啟發我國基層法院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

(一)英美法系的法官助理制度---以美國為例

1882年,美國出現了現代意義上法官助理制度,經過百余年的發展,法官助理制度已經成為美國司法制度的特色之一。美國法學院的畢業生往往因為能夠作為某法官的助理而感到自豪,許多大法官以及政府要員都曾有擔任法官助理的經歷。[5]

在美國,法官助理被稱為“不穿法袍的法官”[6]。按照美國法律的規定,法院的審級決定了法官可以擁有幾名助理,美國聯邦法院的每一位法官都配有法官助理。在美國,要想成為法官助理,首先必須獲得職業法學博士學位,所有的法官助理都是法官們到知名法學院進行挑選的優秀法學博士畢業生。法官助理的來源使得美國的法官助理素質都很高。

美國法院的法官助理并非法院永久雇傭的人員,而是法官個人錄用的助手,法官助理的日常工作便是全力協助錄用他的法官,主要從事包括法律研究,準備法官開庭備忘錄,為法官草擬演講稿,草擬法律意見、編輯校對法官的判決和裁定及查證判決所引的注解等。法官助理的工作并沒有統一的工作范圍,他們的職責知識對法官負責,因而對法官具有很強的依賴性。

從美國法官助理和法官的工作關系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法院的法官助理工作可以視為法律教育的延長,法官助理通過在法院的工作,獲得了大學學不會的寶貴的實務經驗,法官助理制度完成了對法律人才的再培養,美國的法官助理朝著精英化的方向發展。

(二)大陸法系的法官助理制度---以德國為例

在德國法院,法官是最中心的人員。[7]法院中除了有法官之外,法院還為法官配備了功能各異的輔助人員,如司法公務員、執行官、法警、司法行政人員等,這些人員均服從法官的調配。司法公務員承當著法官助理的職責,但是其不享有審判權,主要協助法官完成判決以外的的法律性工作。

德國的司法公務員屬于公務員的序列,但是其任職條件卻比普通公務員嚴格許多。德國《司法公務員法》對司法公務員的職能、任職條件等均作了明確規定,[8]其中司法公務員的任職條件是:(1)具有高等院校入學資格,并經過年的專門培訓;(2)通過國家法官的第一次考試(法官、律師需參加第二次考試);(3)先由州政府挑選錄用為公務員,再由聯邦最高法院統一選拔為司法公務員(下級院的司法公務員均由上級法院統一錄用);(4)試用兩年后,成為終身司法公務員。

德國司法公務員的主要工作是審判工作中的是輔助工作,在民事案件方面,主要是接待公民的立案和咨詢,計算收取訴訟費用、辦理遺產繼承手續、確認親子鑒定、依據判決拍賣不動產等。[9]在刑事方面,主要是有罪判決生效后計算司法費用、計算羈押期限等。公民對司法公務員的決定不服,可以找法官申辯。但是,在聯邦最高法院里,大部分法官的助手是從各州高級法院里選撥出來的法官,他們的職責主要是審閱案件的卷宗材料,幫助審理案件的法官查閱法律條文、司法判例以及理論界主流的學說觀點,向法官提出參考性意見,開庭時旁聽案件審理的過程,起草判決書等。

德國的司法公務員與美國的法官助理不同,因為他們是由上一級法院統一錄用,他們不是對法官個人負責而是對整個法院負責。

(三)兩大法系法官助理制度比較結論及借鑒

通過對比兩大法系的法官助理制度,我們可知美國和德國對法官助理制度都很重視,法官助理也在審判工作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承擔了大量的審判輔助工作,以使法官能夠專司審判。另外兩大法系中法官助理有兩個很明顯的特征:一是基本素質都很高,法官輔助人員實現了職業化和精英化。這些人員的最大效率利用是法官辦案高效的一個重要司法資源,并且也為這些國家的司法目標的實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二是法官助理的職責分工明確且層次分明。

從兩大法系的法官輔助人員的分層情況看,各種輔助人員區分得層次分明,使各種司法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輔助性事務都有效地配置給相關輔助人員承擔。我國在借鑒域外的法官助理制度時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在宏觀方面的借鑒還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實現法官助理的職業化,明確司法事務的分工等,這也是法官職業化和精英化的必由之路,更是推進司法改革、確保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徑。

四、進路:“雙模式”下的法官助理“成長”

法官助理制度作為我國法官職業化建設的一項配套措施,是法官隊伍精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是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的有效途徑。[10]為了充分發揮我國法官助理制度的作用,首先需要對法官助理制度統一認識,重視法官助理制度。司法實踐中,為使法官助理制度的順利推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明確法官助理的職責范圍,實現法官助理的獨立性,使其具有職業尊榮感。

本文主要從繼承和發展的角度出發,探討法官助理培養模式,筆者認為可以從承繼導師制度,進一步完善程序指引“雙模式”下建立完善法官助理培養機制。通過機制建設明確法官助理的職責范圍,賦予法官助理更多的權力,進而充分發揮法官助理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不斷積累執法辦案經驗,提升糾紛化解能力,為員額法官“定紛止爭”獻智獻力,并為員額法官培養提供良好儲備。

(一)導師指導承繼法官助理“傳幫帶”

原有的“法官導師制度”仍然適用于現有法官對法官助理培養模式,只是將這一模式移植于法官與法官助理之間的一種“傳幫帶”的過程,在這個模式中,法官承擔原有“法官導師制”中法官的角色,法官助理則成為青年法官的“變身”,即可以稱為“法官助理導師制”,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將其制度化、規范化和習慣化。“法官助理導師制度”應該在實踐中應該不斷完善和改進,不斷探索新思路,更好地服務審判執行工作,幫助法官助理盡快成長為具備獨立承擔案件的“法官后備”,將理論與實踐更好地結合。

1、將“傳幫帶”制度化

為了使“法官助理導師制度”組織運行有章可循,應該對其設立與運行的指導思想、價值目標、方針政策、主體資格、職能職責、工作程序、工作辦法、考核評估等通過制度固化下來,使“法官助理導師制度”組織有序、運行有據,形成長效機制。除了總體性制度外,還應該建立導師制的系列組織與運行及其配套制度,使“一對一”或“一對多”模式的確定、對師徒傳幫帶的監督管理等予以細化規定。

例如,在人事管理工作部門設立“法官助理導師制度管理辦公室”,負責制度的制定和監督執行,使制度科學化、具體化。將“導師”對“學生”的培養納入績效考核的范圍,將導師培養義務的履行與法官的待遇、榮譽、晉級等結合起來,切實提高導師培養學生的積極性。同時,搭建交流溝通平臺,定期檢查培養制度的落實情況,定期組織導師和培養對象座談,使導師之間、培養對象之間、導師和培養對象之間能夠相互學習、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鑒,擴大培養效果。[11]

2、將“傳幫帶”規范化

為了使導師制組織運行標準化,應該將“傳幫帶”規范化,必須形成一整套徒弟法官助理“學”和師傅法官“導”的行為標準。主要規范應該包括:

其一,師徒組織有規范。首先,師徒的確定要明確標準、程序和方式,使其產生透明化和有說服力;其次,師徒職責、任務、履職方式及其考核獎懲等要有明確的標準,明確導師在一定階段的指導進度和法官助理的學習考核方式,及時考察該制度的成果或發現問題,使得該制度充滿活力,得以持久運行。[12]

其二,指導行為有規范。通過規范化建設,使導師通過指導庭審活動、檢查辦案質量、解答疑難問題等有規范,使導師一對一地向法官助理傳授諸如法律適用、駕馭庭審和制作裁判文書以及釋法釋明、調解和解等方面的審判經驗、審判技巧和審判方法有規范,使導師指導幫助法官助理解決如何把握庭審要點、歸納爭議焦點、制作論證說理充分的裁判文書等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的疑難問題有規范。

3、將“傳幫帶”常態化

為了讓導師制發揮常態化作用,應該將“傳幫帶”經常化和習慣化。我們可以搭建平臺,不定期舉辦法官論壇,舉辦法官與法官助理交流會等形式多樣的主題活動,討論疑難案件,分享學習經驗,營造比學趕幫的濃厚學習氛圍,促進法官助理不斷成熟,老法官與時俱進。此外,還必須注重成果轉化與經驗傳承,鼓勵各階段法官將習得的審判經驗轉化為調研成果,并且撰寫學習心得體會,傳承成長經驗,從而實現法院人才可持續發展。[13]只有將這種制度運行常態化、習慣化,才能使得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加速形成,真正貢獻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社會公平正義、人民安居樂業的宏大夢想。

(二)程序指引幫助法官助理“蛻變”

1、授權法官助理處理調解事務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我國法院在實踐過程中采用“調審合一”模式,法官在開庭審判前首先進行訴前調解,調解不成的進入審判程序,由同一法官進行開庭審理。[14]隨著“訴訟爆炸”時代的到來,審判已經顯得疲于應對,而調解走到了訴訟的聚光燈下,并占據了“優先”地位。訴訟調解也是我國優良的司法傳統,被西方國家譽為“東方經驗”。“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司法政策和工作原則。筆者認為在“調解優先、調判結合”這樣一種司法背景下,應賦予法官助理一定的調解權力。

法官助理雖是法官的輔助人員,但法官助理的 依附性與獨立性并存,我國可以通過法律授權并適度擴大法官助理的訴前調解權,使法官助理可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前調解,處理調解事務。調解不成的再交由法官,由法官進行開庭審理。法官助理訴前調解權可以充分發揮法官助理的作用,保證審判任務順利完成,優化配置司法資源。

2、授權法官助理處理庭前會議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這便是庭前會議制度,庭前會議是庭前準備程序的核心部分,是我國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庭前會議主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回避問題,非法證據排除問題,證人證言出庭的問題。[15]庭前會議進一步規范了刑事司法審判程序,提高了辦案效率,增加了案件信息案件信息的透明度,促進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根據我國的司法實踐,我國庭前會議多由案件主審法官主持,有時合議庭成員都會參與庭前會議的討論。而從域外的經驗看,國外多是由預審法官主持庭前庭審,由審判法官主持法庭的審理工作。筆者建議,可以賦予法官助理處理庭前會議的權力,借鑒國外的程序設置,由法官助理成為犯人庭前會議的主持者,法官則專門負責開庭后的審判活動。這一方面可以將非法證據排除于事實裁判者的視線之外,一方面可以推進我國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完善。個別法院在審理實踐中,充分利用法官助理主持庭前會議的機會將案件調解,這是比較先進的方式,值得思考和借鑒。

3、起草判決書

判決書,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對受理的案件按照相應的法律規定按照第一審普通程序或簡易程序審理終結后,依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就解決案件的實體問題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書面文書處理決定。判決書,包括民事判決書、刑事判決書、行政判決書和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

司法實踐中,一般是法官進行對判決書進行起草,然后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我國現行法律對法官助理起草判決書并無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也存在此類情況。通過明確讓法官助理起草判決書,一方面可以使法官助理對整個案件的情況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提高其法律素養,一方面也可以緩解法官的壓力,節約司法資源。

在起草判決書的基礎上,可以大膽探索如下做法:要求法官助理每年出具一定數量的判決書,并將判決書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作為對法官助理年度工作的考量。判決書質量較高的,對提升晉級給與適當加分,對出現嚴重法律受過和不良社會影響的酌情減分。

4、小額訴訟的處理

我國的小額訴訟制度在2012年的《民事訴訟法》修改中得以確立,[16]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 自治區、 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

小額訴訟的設立目的在于解決司法資源的有效性與司法救濟實現的公平性之間的矛盾,以保障普通民眾獲得基本的、便利的訴訟權,以保證其在小額訴訟中獲得經濟的、迅速的訴訟程序保障。從法院的角度出發是為解決司法實踐中日益嚴重的“案多人少”的狀況。隨著法院員額制的實行,“案多人少”的狀況更為突出。隨著法官助理制度的逐漸普及,讓法官助理參與處理小額訴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時對法官助理也是一種很好的提升。

5、其他事務的處理

法官助理在我國審判事務中身份及地位相對特殊,其不具有裁判權,但是對合議庭負責,并且可以在法官的指導下開展一些基礎性的事務工作,法官助理還可承擔以下基本職責:接收和處理當事人的來信、來電、來訪和咨詢;采取財產保全、證據保全措施;對委托鑒定案件的送檢材料和鑒定意見組織質證;執行法官調查、收集證據的決定;起草案件審查報告和庭審要點清單;收集與案件審理相關的參考資料;及時將案件相關信息錄入辦案信息系統;指導書記員做好文書送達、案件記錄、卷宗整理、電子信息錄入和歸檔等訴訟事務性工作;完成主審法官交辦的其他審判輔助性工作;因工作需要,根據主審法官的安排代行書記員職責。

這樣一來,根據國外關于法官助理制度,并結合我國實際,法官助理將稱為事務型與助手型兼備的復合型人才,既能為法官對案件作出裁判提供知識上的建議,也能按照法官的指令,完成各項輔助工作。

(三)合理機制促使法官助理“有進有出”

鑒于法官職業的特殊性以及法官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職業榮譽感,法官的任職資格、條件和數量必然會收到嚴格的限制,因此在法官與法官助理之間應形成合理的“升降”制度,應當根據法官法官編制數的實際情況,遵循“寧缺毋濫”和“好中選優,優中挑強”的原則,引入競爭機制,讓法官助理中的精英分子成為法官。[17]

同時,健全完善法官考評工作機制,由法官考評委員會組織、領導對法官的考核、評議工作。對法官審判績效的考核辦法和評價標準,應當合理設置權重比例,注重審判工作實績,充分考慮地域、審級、專業、部門、崗位之間的差異,但不能超出法官的法定職責和職業倫理。考核結果和業績評價應當作為法官等級晉升、崗位調整和績效考核獎金分配的重要依據。

對于不能獨立辦案、案件質效較差、完不成核定工作量的員額法官,要通過科學考核、依法追責,使其有序退出員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法官懲戒制度和審判人員績效考評的指導意見已經下發,各地要抓緊制定實施細則,將員額退出與干部管理、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和績效考評工作掛鉤,樹立正確用人導向,激發隊伍活力,確保員額“有進有出”。[18]

(作者單位:重慶市涪陵區人民法院)

[1] 王然:《房山青年法官培養“三步走”》,載于《人民法院報》,2011年5月16日第八版。.

[2] 高瑜:《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官助理制度有關問題探析》,載于《法制博覽》2015年第9期。

[3] 張太淵:《現行與展望:我國法官助理制度完善機制研究》,載于《海峽法學》2016年第2期。

[4] 張太淵:《現行與展望:我國法官助理制度完善機制研究》,載于《海峽法學》2016年第2期。

[5] 張連超:《論我國法官助理制度的重構》,燕山大學,2012年。

[6] 李英莉:《我國法官助理制度的構建與完善》,復旦大學,2008年。

[7] 牟瓔:《中國法官助理制度研究》,貴州大學,2009年。

[8] 朱軍:《論我國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中國政法大學, 2003年。

[9] 李春輝:《論我國基層法院法官助理制度》,華南理工大學,2011年

[10] 趙勇峰、王揚.:《設立法官助理制度的現實意義》,載于《理論觀察》2003年第2期。

[11] 姚婷、朱有俊:《法官導師制的建構與思考——以揚中法院為分析藍本》,引于江蘇法院網。

[12]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傳承審判經驗 培育司法人才──我院推行青年法官導師制初見成效》,引于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網。

[13] 張小秀、歐陽群:《淺析青年法官的培養途徑》,引于載于光明網。

[14] 郭玉昆.:《“調解優先、調判結合”視野下的法官助理制度》,載于《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11期。

[15] 顧晶晶:《論量刑建議制度的實施現狀與完善》,華東政法大學,2013年。

[16] 竇玉前:《論小額訴訟的啟動》,載于《學術交流》2012年第12期。

[17] 喬憲志主編:《中國法官助理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第85頁。

[18] 《司法改革問答:如何處理助理審判員入額問題》,引于新浪司法(法治熱點)。

法治文化
理論研討
法治人物
普法動態
友情鏈接
鄂ICP備05001568號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湖北省普法工作辦公室·湖北法治網 版權所有
极乐快速赛车开奖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