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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中“套路貸”的發現界定和處理

發布時間:2020年01月10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編輯:袁君子

李軍林 楊小麗

“套路貸”是近年來基于民間借貸而出現的類型化違法犯罪的概括性稱謂。伴隨民間借貸糾紛高發,其中是否隱藏“套路貸”,是一般性的違法還是犯罪以及如何處理等已成為目前困擾民事審判的一大難題。

一、牢牢把握行為目的的非法性

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目的是“套路貸”與民間借貸和高利貸的本質區別。民間借貸雙方對借款本金和可能產生的利息均明知,但出借人意在收本獲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目的。高利貸在利息收益方面雖大于正常借貸,但雙方在主觀方面都不希望違約發生。而“套路貸”中的借款系取得收益的一種手段,出借人以此為載體,通過套路設計虛高債務,根本目的在于非法占有借款人財產。認定時應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出借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不以借款人明知為條件。“套路貸”給人以符合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的外在假象,加之出借人近似完美的舉證能力,極容易因表面上符合合同真實意思表示的特征而不被認定為非法占有。但是,只要出借人套路設計時存在多重收費、虛構或虛增借款本息、不平等設定單方違約條款等,不論借款人對此明知與否,均不影響出借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二是行為目的非法并不必然導致“套路貸”。“套路貸”非法目的與“套路貸”并不存在必然因果關系,必須結合虛增債務的套路方式和討債非法性多樣性等其他特征綜合判斷,只有采取隱瞞真相方式騙取借款人信任,而后通過制造虛假給付或刻意制造違約等一系列“套路”最終形成虛假債務的,才能界定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目的。

二、正確界定債權債務的虛假性

民法中的契約自由要求當事人雙方在達成締約表示時地位平等且意思自愿,這是區分“套路貸”與正常借貸的核心內容。基于真實意思并在協議簽訂及履行過程中不存在虛增本金、虛假給付等“套路”行為的民間借貸債權債務真實客觀存在,對高利貸,法律對其借款本身以及合法利息仍作肯定評價,對在“連環”借貸中表現較為突出的對利息計算方法和數額認識不一的情形也不宜簡單認定為違背契約自由。而“套路貸”從一開始就具有詐騙性質,盡管也依據借款合同而形成,但非法占有故意是關鍵,借款合同只是給人以合法假象,出借人通過設計套路,引誘或逼迫借款人虛高債務,刻意掩蓋債權債務真相,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財產,因此,不論其行為如何表現,都違背民事契約的公平自愿核心,本質上屬于違法。實踐中,應注意克服認識上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唯規定論”傾向。盡管最高法相關解釋對“套路貸”手法作出列舉式規定,但決不應局限于該范圍,并且上述步驟并不必然全部出現,決不能認為必須上述手法全部具備才能構成,在認定時,應著重根據其是否具備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實的主要特征來進行甄別。二是“唯證據論”傾向。“套路貸”一般都具備民間借貸中對債權債務關系、擔保抵押關系成立所需完整證據鏈,出借人一般會提供合同、流水、收款憑證等證據完美地證明雙方存在借款事實,但對證據保存意識不強的借款人來說,想證明其中債務未實際發生則很困難,特別是涉及現金交易或流水時就更難,如單純從舉證責任分配角度,借款人往往要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這就要求民事法官要提高專業鑒別力,不能單純依賴舉證責任分配辦案,重點關注涉及“套路貸”證據的系統性審查,不偏不倚地作出判斷。

三、密切注意討債方式多樣性和非法性

“套路貸”的討債手段存在多樣性。司法實踐中,一是要客觀進行甄別。對以訴訟、仲裁等方式或通過暴力、威脅手段討要合法債權,一般不宜簡單地界定為“套路貸”,因為“套路貸”可以采取訴訟等合法方式討債,反之暴力、威脅方式討債可能涉嫌其他犯罪,但并不必然涉嫌“套路貸”。二是要重視討債方式中軟暴力的認定。作為區別于肉體和直接暴力的另一種暴力,一般應主要圍繞使被害人及其特定關系人產生心理恐懼或心理強制為標準進行判斷。對以訴訟和仲裁等方式威脅,或者未采取明顯暴力及威脅手段,主要靠“騙”非法取得被害人財物行為能否界定“套路貸”,筆者認為,上述情況下,行為人主要利用對方好面子、怕失信和怕“惹事”心理通過合法途徑討債,如同時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和虛構債權債務等形式要件應以“套路貸”涉嫌詐騙界定,以威脅或者要挾的涉嫌敲詐勒索,通過訴訟、仲裁、公證討債涉嫌虛假訴訟等。使用“軟暴力”構成犯罪時單獨定罪還是以同時涉嫌涉惡犯罪集團犯罪數罪并罰,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三是討債方式應與其他特征綜合評判,“套路貸”必須三個特征全部符合才可認定,部分符合不必然構成,因此不能只關注某個因素和某個環節。實踐中債權債務虛假性往往與行為目的非法性并存,但未進行“套路”設計虛高金額,僅使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強行索債,不應界定“套路貸”。從討債方式上看,如民間借貸中存在暴力討債或其他非法討債,因其目的仍在于索要合法本息,符合規定可單獨定罪,但一般不涉嫌惡勢力犯罪。“套路貸”正好相反,既可能涉嫌詐騙,還可能同時涉嫌非法拘禁或虛假訴訟等,大部分還涉嫌惡勢力共同違法犯罪。

四、對民事訴訟中涉嫌“套路貸”的處理

民事訴訟中準確甄別發現“套路貸”并視情況妥善處理已逐漸成為打擊“套路貸”的基礎,其中對“套路貸”犯罪線索的及時移送已成為打擊此類犯罪的主要線索來源。司法實踐中應注意,一是統一認識,準確甄別,重點注意避免“套路貸”認定擴大化的傾向。一般意義上的“套路貸”與法律意義上的“套路貸”有質的區別,前者基于當事人一般思維,可能將違法民間借貸全部歸于“套路貸”,但按照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意義上的“套路貸”并非全部是犯罪,還存在違法和犯罪兩種情形,只有按照刑法規定,符合刑事犯罪構成要件的才構成犯罪,否則只能按照一般違法作出法律評價。因此民事訴訟中不能按照犯罪構成標準對“套路貸”甄別,更不能等同或取代犯罪認定。二是不枉不縱,分類處理。民間借貸涉嫌“套路貸”,應首先按照違法和犯罪進行界定,屬于違法的應在民事訴訟中直接作出否定評判,構成妨礙訴訟依法給予民事制裁,違法所得可同步收繳,涉嫌犯罪才依法納入刑事訴訟。要注意去偽存真甄別在本訴爭議事實背后可能隱藏的“套路”,法院受理的案件可能是“套路”最后一環,原告可能是最后享有合法債權的出借人,作為“套路”的最后“接棒人”對之前“套路”并不知情,但盡管如此,也應作為“套路貸”認定一并處理,不宜單獨按民事案件繼續審理,“接棒人”合法權益建議通過刑事訴訟途徑解決。三是及時移送涉案線索,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套路貸”犯罪的應依法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相關機關;對認為涉案線索與本案雖有牽連但非同一法律關系的,在移送線索材料同時,民事案件繼續審理,但線索認定直接影響民事案件審理的應中止審理,移送線索并等待刑事程序終結后再恢復審理。四是明確移送對象。民事訴訟中,如“套路貸”事實清楚能夠界定且不涉及惡勢力集團犯罪的,一般應將線索移送受案法院所在地公安機關,如案情復雜,對是否涉惡難以準確界定,應將線索移送涉惡犯罪集團偵查的公安機關。實踐中,出于保密等因素,受案法院對涉惡犯罪集團偵查的信息掌握不夠及時全面,故建議此類情況可直接移送當地掃黑辦統一協調處理。五是科學把握移送線索的涉案人員范圍。“套路貸”絕大部分都隱藏著共同違法或犯罪,民事訴訟過程中一般只面對直接當事人,鑒于在整個詐騙結構體系中,不僅存在行為人與受騙人,還存在其他人,因此,民事訴訟中涉嫌“套路貸”在移送對象上,對民事法官不宜作過多的要求,應以其掌握的案件全部材料所涉對象為限。

(作者單位: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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